数学圣殿的征途

拉福格1966年生于巴黎南郊。少年时代便展露天赋，连续两年在国际数学奥赛中摘得银牌。1986年进入巴黎高师，此后沿着法国最精英的数学路径一路向上。

2002年，35岁的拉福格登上了这个行业的最高领奖台——菲尔兹奖。他证明了函数域上一般线性群GLr的朗兰兹对应。用同行的话说：“德林费尔德的证明已经极其困难，而拉福格的证明更是一项壮举，长达数百页。”

朗兰兹纲领被称作“数学的大一统理论”，试图连接数论与调和分析。拉福格不仅完成了关键突破，还接续了德利涅、德林费尔德两位菲尔兹奖得主的工作——这顶桂冠，他当之无愧。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并不打算只待在象牙塔里。

一场孤独的“起义”

得奖后的拉福格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他开始激烈地批评法国的中小学教育。

起因是一份请愿书——希腊语和拉丁语正从课程中被大幅削减。“拉丁语和希腊语仅仅是冰山一角，法语教学本身也已岌岌可危。”他大量阅读教育著作，发现法国学校与自己童年时已完全不同。

2005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名他进入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然而仅仅一天后，他就被迫辞职。原因是他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质询信：委员会究竟是打算继续依赖那批已经把学校拖入灾难的“专家”，还是真正愿意挽救教育？

在他看来，学生是整个体系崩坏的首要受害者，而教师同样深受其害。他坚持认为，孩子必须真正理解四则运算，而不是依赖计算器。“学生习得的运算，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而被机器替代的运算，无法唤醒任何潜能。”

这番话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但他毫不退缩。

被遗忘六十年的拓扑斯，华为接住了它

很少有人能预料到拉福格的下一步——他成了一名“拓扑斯理论”的热情布道者。

拓扑斯理论由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格罗滕迪克在60年前创立，被格罗滕迪克本人寄予厚望，却在学术界长期遭受冷漠甚至敌意。拉福格在一次访谈中说：“格罗滕迪克用数百页解释拓扑斯的重要性，但学术界没有任何反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令人震惊的故事。”

让他更意外的是，学术界的冷遇与业界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在工程师群体中——具体来说是在华为公司法国分公司——找到了更加有利的倾听者。”2021年，拉福格正式加入华为巴黎研究所。工程师们认为，拓扑斯理论极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它能提供深度学习无法企及的可解释性和形式化逻辑。

在华为，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心推动这项“60年前就已诞生、却无人敢深入触碰”的理论的环境。

跨越大半生的中国缘分

拉福格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2002年，正是在北京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接过菲尔兹奖。自此以后，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中国大地。

2025年10月，拉福格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作题为“数学——一场国际主义的体验”学术讲座。

在南开大学举办“陈省身讲座”上，拉福格作题为 “点是什么？空间是什么？” 的报告。他提出一个新颖的视角：一个实数，其实可以看作一套关于“某个数是否落在某个区间内”的逻辑自洽的问答系统。

因对中国数学人才培养及科研事业的突出贡献，拉福格于2025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一位数学大师的学术轨迹

诺加·阿隆1956年出生于以色列海法。幼年时，数学谜题便对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数学的美感和优雅在很早就吸引了我，”他在2021年接受《欧洲组合学杂志》专访时回忆道，“它追求一种客观和绝对真理。”高中时期，他遇到了影响深远的数学老师雅科夫·卡普兰，并在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中崭露头角。更令人称奇的是，他高中时代便结识了传奇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埃尔德什向他提出的一个极值图论问题，后来成为诺加·阿隆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奠定了他硕士论文的主题。

诺加·阿隆先后在以色列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师从米迦·佩尔莱斯完成博士学业。此后，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贝尔实验室等顶尖机构访问或工作。1985年加入特拉维夫大学，1999年至2001年担任数学科学学院院长。2018年转至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至今。他发表了超过850篇学术论文，培养了五十余名博士生，并著有组合学界权威教材《概率方法》（与斯宾塞合著）。

智能科学大会：组合数学的前沿思考

2025年10月25日，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与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的智能科学大会在上海临港中心举行。大会以“工程智能：面向未来工业体系的智能变革”为主题，汇聚了多位图灵奖、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及全球顶尖学者。诺加·阿隆以首次参会，登上主旨演讲环节。

在智能科学大会上，诺加·阿隆指出：组合学中拓扑与代数方法的诸多应用仍以“非构造性证明”为主，而这些成果“算法化”的核心挑战，已成为当前数学研究的重要前沿且已取得初步进展。

这一发言紧扣本届论坛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叙事主线。与诺加·阿隆同台演讲的还包括2015年图灵奖得主马丁·赫尔曼、2021年图灵奖得主杰克·唐加拉以及2002年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洛朗·拉福格阐述了AI与数学的关系，指出现有AI技术为数学与科学开辟了革命性的新范式，也需借助数学方法来提升AI自身的效能与可靠性。

作为一名横跨纯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学者，诺加·阿隆始终强调“纯数学与应用数学之间界限模糊且不断变化”。“我喜欢研究有趣的数学问题，而不去过多考虑它们是否具有潜在的实际应用，”他在早前的专访中曾坦言，“但如果某些研究成果确实带来了实际应用，我会将其视为额外的收获。”这一理念也贯穿于他的流算法研究——那项工作的实际价值远超出了最初的纯理论探索。

改变数学面貌的贡献：六个里程碑

诺加·阿隆的研究成果广泛而深刻，沃尔夫奖评委会的评价是：“因其在组合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开创性贡献”。以下六个方向最为学界所称道：

“思考有趣的问题”：给年轻人的朴素建议

作为一名培养过五十余名博士生的导师，诺加·阿隆对青年科学家的建议朴素而深刻。在邵逸夫奖的获奖致辞中，他曾说：“我的科学信条一直都是‘思考有趣的事情’。”在2021年的专访中，他进一步补充：“去思考那些你觉得有趣的问题和领域，不要刻意去寻找所谓的‘重要’课题。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所研究的领域充满激情。此外，尽量在早期尽可能多地学习数学。后期学习新课题要困难得多，而拥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当被问及组合数学的未来方向时，他认为，与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紧密联系将扮演关键角色。算法视角、计算机辅助证明，以及代数、数论等工具的更深度融合，都将是未来二十年的重要趋势。同时强调：“数学应被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不应试图区分重要与次要的领域。”

数学之外，诺加·阿隆热爱阅读、旅行和乒乓球。他笑称自己球技“水平不高，但打得很投入”。他与妻子努里特育有三个女儿，在邵逸夫奖的个人简介中，他特意写道：“我特别感谢她们给予我的爱与支持。”

2022年，诺加·阿隆获得邵逸夫数学科学奖；2024年，他与阿迪·萨莫尔共同摘得沃尔夫数学奖。荣誉加身，他依然活跃在研究一线：“我很幸运能与众多杰出的研究人员合作……我也希望在未来与他们继续合作，共同探索离散数学及其应用中的那些精彩问题。”

顶科演讲：馋不是弱点

上海临港中心，杰弗里·弗莱德曼Jeffrey M.FRIEDMAN 站在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生命科学大会的讲台上，发表了题为《论肥胖的成因及其治疗：开端之末》的主旨演讲。

“我们吃东西，是为了获得能量来维持生命、运动、思考。”他在演讲中开门见山，“饥饿和饱足的信号多半是无意识的生理反应，而不是我们能完全控制的。当你觉得‘馋’的时候，也许只是给身体发出的自然信号贴上了一个情绪化的标签。”

这番话看似平常，却颠覆了数十年来的社会共识。在瘦素被发现之前，肥胖长期被归因于懒惰和缺乏意志力。而弗莱德曼的研究证明：体重受一套精密的生物学系统调控，这套系统的主开关，就是瘦素。

从“Gap Year”到科学之路

弗莱德曼出生于纽约郊区一个普通家庭，家族中有一个默认观念——成绩不错的孩子最终就该去当医生。循着这条路径，他于1977年获得奥尔巴尼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又完成了三年住院医师培训。但在那段时期，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行医并非自己的真正志向。

住院医师培训即将结束时，弗莱德曼的医学专科培训申请因错过截止时间而落空。他的一位教授觉得他可能对医学研究感兴趣，将他推荐到洛克菲勒大学Mary Jeanne Kreek的实验室做一年科研训练。“我当时的计划是只做这一年研究，之后就回到医学界行医。”弗莱德曼回忆道。但正是这一年，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在Kreek实验室，弗莱德曼与另一位研究员布鲁斯·施耐德合作，第一次接触到ob（obese）肥胖小鼠。施耐德当时对胆囊收缩素（CCK）在食欲调控中的作用很感兴趣，认为ob小鼠的严重肥胖可能与CCK表达缺陷有关。弗莱德曼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作为博士期间的重要课题方向。

1981年，弗莱德曼进入洛克菲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加入Jim Darnell实验室研究肝脏基因转录调控。表面上看，这项研究与肥胖似乎毫无关联，但正是这段时间掌握的一些分子生物学方法，后来在克隆ob基因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博士研究之余，他与施耐德等同事合作，于1983年克隆了CCK基因并将其定位在小鼠第9号染色体上，从而明确排除了CCK是ob小鼠致病基因的可能性。

1986年，弗莱德曼在洛克菲勒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将研究目标锁定为通过“定位克隆”的方法找到ob基因。他后来回忆道：“在科学界，独创性的想法极少。这些想法往往在学术界流传，直到有人全身心投入去探索。科学上的成功在于识别出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并以热情和活力去追寻。”

从建立实验室到最终克隆ob基因，弗莱德曼和团队用了近九年时间。

发现瘦素

1994年12月，弗莱德曼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mouse obese gene and its human homologue》。研究团队通过大规模遗传杂交实验，逐步定位到第6号染色体上ob突变所在区域，最终发现该区域一个完全在脂肪组织中特异表达的基因存在缺陷。测序结果显示，在ob小鼠基因组中，亮氨酸104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终止密码子。他们还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种物种进行了基因测序，结果表明该基因具有高度保守性。

弗莱德曼将这一基因编码的激素命名为“瘦素”（leptin），词源来自希腊语leptos，意为“瘦”。这一命名在后来被证明极具先见之明：1995年，弗莱德曼团队在《科学》杂志上进一步证明，ob基因编码一种16 kDa的循环蛋白，向ob小鼠或野生型小鼠注射该重组蛋白后，其热量摄入和体重均显著下降。

回忆起发现瘦素的那个深夜，弗莱德曼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五月的一个深夜，当我冲洗出X光胶片并确认这一发现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是我灵光乍现的时刻。这些数据表明，ob基因编码一种调节食物摄入量和体重的激素。在那一刻，我觉得非常棒，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你看到的只是一些斑点，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理解，但对于熟悉技术的人来说，它揭示了一个由自然构建的、非常优雅而简单的生物学系统。这种美非常震撼。”

瘦素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肥胖研究的格局。在“瘦素时代”之前，肥胖长期被视为一种因缺乏控制饮食和坚持锻炼的意志力而导致的病症。弗莱德曼的研究为探索肥胖的机制和解决方案提供了坚实的生物学基础。

并非减肥神药，却改变了医学

瘦素被发现后，医药界曾寄予厚望。制药公司Amgen以2000万美元获得授权，期待通过向肥胖患者注射重组瘦素来复制ob小鼠中观察到的减重效果。然而，随着首批研究论文的发表，现实逐渐清晰：对于绝大多数肥胖患者而言，外源性瘦素并非有效的减重手段。

这一结果在弗莱德曼的意料之中。他很早就意识到，大多数肥胖个体并非瘦素缺乏，而是出现了“瘦素抵抗”——即大脑对瘦素信号不再敏感。弗莱德曼将这一现象类比于2型糖尿病：在1型糖尿病中，患者缺乏胰岛素；而在更为常见的2型糖尿病中，患者体内胰岛素水平过高，反而导致受体脱敏。同样，当脂肪积累到一定程度，瘦素水平持续偏高，大脑逐渐停止对瘦素信号的响应，使得体重很难降下来。

但瘦素的发现远非失败。它促成了对调控热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的复杂神经回路的精细定位，推动了多种参与全身能量平衡中枢调控的激素的鉴定。瘦素发现后开展的遗传学研究表明，多达15%的重度肥胖患者存在受瘦素调控的基因缺陷。

GLP-1类药物便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虽然GLP-1并非肥胖发病机制的主要参与者，但其在受瘦素调控的下丘脑和脑干神经元中的药理作用，迄今为止带来了最重大的肥胖治疗进展。

瘦素的最新突破

在瘦素发现三十一年后的今天，弗莱德曼的实验室仍在持续取得突破。2025年，弗莱德曼与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细胞代谢》上发表论文，揭示了瘦素抵抗的一个关键机制，并找到了一种逆转方法。

研究发现，在瘦素抵抗状态下，两种必需氨基酸——亮氨酸和蛋氨酸的水平出现失调。这两种氨基酸是mTOR信号分子的已知激活剂。研究团队发现，使用药物雷帕霉素（rapamycin）可以恢复饮食诱导肥胖小鼠对瘦素的敏感性，从而显著减少脂肪，同时对肌肉的影响极小。正如研究团队所言：“这项发现让我们思考，也许存在能够解决瘦素抵抗问题的方法，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这一研究为肥胖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弗莱德曼告诉科学界，瘦素系统的未来或许不在于单独使用，而是通过联合疗法——例如将瘦素与胰淀素（amylin）等其他激素协同使用，可能实现更显著的减重效果。

未来：神经回路与行为决策

关于肥胖研究的未来方向，弗莱德曼指出，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大脑中多种进食相关信号的整合机制。

“瘦素作用于大脑中调节食物摄入的特定神经元群，既抑制促进进食的神经元，又激活抑制进食的神经元。”他说，“这使得我们得以阐明调控进食的神经回路的详细连接图。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除了瘦素之外，还有许多影响进食的输入因素——如气味、味道、情绪状态等——它们是如何整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行为决策，促使生物体决定是否开始进食。”

他相信，随着对瘦素作用的神经回路理解的不断加深，新的治疗方法必将出现。基础科学进展与临床治疗之间的时间差，终将被新的突破所弥合。

“不要苛责自己，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生物系统”

在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发言中，弗莱德曼重申了肥胖的生物学本质。本届论坛以“未来科学：上海与世界”为主题，汇聚了25位国际顶级奖项得主及来自10余个国家的约150位科学家。作为论坛承办方之一，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见证了弗莱德曼教授的首次亮相。

上海临港中心，聚光灯下，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John E. HOPCROFT —— 走上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国际工程智能大会的主席台。

台下掌声响起时，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被称为“算法大师”的86岁长者，曾是被“抓”上讲台的。

一堂被“塞”来的课

1967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年轻的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刚拿到电气工程博士学位不久，系主任找到他：“能不能开一门计算机科学课？”

霍普克罗夫特当时的反应是：“该教些什么？” 这位日后被誉为计算机科学奠基人之一的图灵奖得主，彼时对计算机科学一无所知。系主任给了他几篇论文，告诉他“讲完这些就是一门好课”。

霍普克罗夫特照做了。课堂只有六名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计算机科学泰斗杰夫·乌尔曼、阿尔·阿霍和布莱恩·柯尼汉。霍普克罗夫特和学生们一起摸索着这片陌生领域，将讲义写成了一本书——《自动机理论、语言和计算导论》，这部著作培养了一代计算机科学家，至今仍在全球高校广泛使用。

“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因为我和学生们一同探索着这片陌生的领域。” 多年后，霍普克罗夫特在接受ACM口述历史采访时这样回忆。

这次“偶然”开启了霍普克罗夫特辉煌的学术生涯。

他与罗伯特·塔扬共同开发了判断图是否为平面图的线性时间算法，在算法分析领域引入渐进复杂性概念，奠定了该学科的方向。1986年，因在算法与数据结构设计与分析方面的根本性成就，他与塔扬共同荣获图灵奖——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与此同时，他撰写的《计算机算法的设计与分析》成为一代计算机科学家的标准参考书。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院士，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24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但他从不认为自己“规划”了这一切。他曾对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副院长陈宝权教授说：“我询问过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什么规划导致了他们的成功？他们都说‘我没有规划’。如果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来了，有人会抓住它；如果这个机会不让人兴奋，他们就不理会了。”

这或许正是霍普克罗夫特最核心的人生哲学：不是规划，而是热爱与好奇。

“我从未去工作，而是去做我热爱的事”

霍普克罗夫特1939年出生于西雅图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均未读完高中，但竭尽全力为他创造了更丰富的教育机会。

他回忆小学时光：“早上9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中间还有一小时做作业。放学后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说，这正是他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我必须找出我想做什么，然后专注于此。”

这种童年自由探索的经历，塑造了他贯穿一生的教育信念。2025年5月，他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未‘去工作’，而是‘去做我热爱的事’。那些能成功的人，也正是在做自己热爱的事业。”

而在中国，他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学生从早上8点上课到下午5点半，回家写作业，晚上还要上辅导课。“很多中国孩子没有机会找出他们喜欢做什么，而这是教育中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观察，成为他此后十多年在中国推动教育改革的核心动力。

扎根中国十五年

2011年，应上海交通大学邀请，霍普克罗夫特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的每一年，他都会在上海交大工作三个月，亲自为本科生讲授计算机科学课程，并将讲义无偿在中国出版，唯一要求是书价控制在30元以下，让更多学生买得起。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计算机科学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由他亲自担任主任。同年，北京大学开办“图灵班”，他参与制定培养方案并亲自授课。

十五年过去，他对中国的评价始终如一：“中国是唯一一个将改善教育作为优先事项的国家。”2025年12月，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进一步表示：“中国学生很幸运，他们生在一个非常重视人工智能教育的国家。中国在人才培养上投入资源很多，在全球都非常少见，足见中国真正将教育视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他不仅是理念上的倡导者，更是实际行动的推动者。他是教育部本科教学改革“101计划”的提议者之一，该计划于2021年在计算机领域率先启动，现已拓展至数学、化学等8个基础学科，并于2024年延伸至人工智能领域。在霍普克罗夫特支持下，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了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中心，旨在吸引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提升本科教育水平。

与他接触过的人——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直接用“约翰”称呼这位可爱的老人。

AI时代的教育追问

2025年，人工智能热潮席卷全球。当许多人在畅谈AI如何重塑教育时，霍普克罗夫特却保持了罕见的冷静。

“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深远，但能否重塑教育体系，我认为尚难定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只确定有两项技术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黑板和印刷术。”

他坦陈自己年轻时曾以为电视技术会彻底改变教育，但事实证明他想错了。“我忽略了师生互动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优秀教师的魅力并不完全来自渊博的知识储备、出色的授课技巧，更源于他们始终以学生为中心，真心关注学生成长。”

2025年12月，在中国基础教育国际论坛上，他进一步强调：“若用人工智能取代教师，无异于抽离了教育的灵魂。”但他并非全盘否定AI——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协助教师生成习题、完成批阅、精准识别学生未掌握的知识点，但他坚信教育的核心永远是“拥有真正关心学生成长的教师”。

面对“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智能”这一问题，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模式识别与统计计算，不具备错误识别能力或认知理解等人类特质。”

“教育的使命在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引导他们追寻与此相关的职业道路。”这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真谛。在2025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他面对记者“用一句话概括教育”的提问，回答得干脆利落：

“人生只有一次，你应当享受它。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发现自己热爱的事物，并引导你走向能让你乐在其中的事业。”

在临港，与全球顶尖科学家对话

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临港中心举行。论坛以“未来科学：上海与世界”为主题，汇聚了25位诺贝尔奖、图灵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等国际顶级奖项得主。

霍普克罗夫特是本届论坛图灵奖得主之一，受邀出席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与他同台的还有2021年图灵奖得主杰克·唐加拉、2015年图灵奖得主马丁·赫尔曼等顶尖科学家。

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作为大会承办方，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亚洲规格最高的国际科学盛会，共同搭建起全球顶尖科学家思想碰撞的平台。

对霍普克罗夫特而言，临港并不陌生——这里是他每年都来授课的城市，也是他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的大本营。从临港的讲台到顶科论坛的聚光灯，霍普克罗夫特的身份在科学家与教育家之间自如切换，而他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始终如一：

教育的根本，是帮助每个人找到热爱的事业。而他本人，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一场从“救婚姻”到“救世界”的旅程

很少有人知道，赫尔曼教授将目光从单纯的网络安全转向国际安全与核威胁，最初的目的并非“拯救世界”，而是“挽救婚姻”。

1980年，赫尔曼与妻子多萝西的婚姻走到崩溃边缘。在试图挽回关系的过程中，他观看了一部纪录片《三位一体之后》。影片中，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被问及“为何在希特勒战败后仍继续制造原子弹”时，陷入了沉默。

那一刻，赫尔曼忽然看懂了人性里最隐蔽的弱点：人很容易用看似正当的理由，掩盖内心真正的欲望，甚至欺骗自己。

这种“自欺欺人”的力量，让他猛地联想到多年前的一段经历。

他回忆起1976年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冲突：当时他们发现政府故意削弱加密标准，以便随时破解。他一度以为自己挺身而出是“正确”的决定，可五年后才醒悟——那不过是在用名利之心，合理化自己的选择。

“人们往往不是先判断对错，而是先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再为其找理由——无论对错。”

这段反思不仅挽救了他的婚姻——如今他与多萝西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并合著了《关系新图谱：在家庭中创造真爱，在世界上实现和平》——更让他意识到，技术伦理的危机与个人生活的困境同源：我们拥有“神一般”的物理力量（核武器、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却仍保持着“不负责任的青少年”般的道德水准。

突破“不可能的边界”：从冷战到和平

赫尔曼的视野远不止于密码学。20世纪80年代，他致力于推动美苏科学界就“人类思维如何演变才能适应核时代”展开对话，最终促成与莫斯科的阿纳托利·格罗米科教授共同主编了《突破：新思维的兴起》。该书于1987年美苏关系剧变之际，以俄英双语同步出版，成为冷战后期思想交流的珍贵见证。

他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核风险依然真实存在。他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历史中的“惊险瞬间”——1999年科索沃停火期间，一位美国将军与英国将军因战术分歧险些引发与俄军的冲突，进而可能升级为大战。“如果获胜的概率是90%，那就意味着有10%的概率世界会毁灭。”赫尔曼强调，当技术赋予人类毁灭自身文明的能力时，概率已不再是数学，而是伦理。

面对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威胁，他依然保持审慎的乐观。“我们的道德观并非一成不变，一万年前，杀死邻部落是道德的；今天，我们谴责迫害艾伦·图灵这样的不公。如果人类能够做出改变，我们就有机会生存。我选择相信这个‘更高尚的假设’。”

给年轻研究者：不要害怕愚蠢

赫尔曼教授给职业生涯起步的年轻研究者一句忠告：“不要害怕愚蠢。”

这正是他2013年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演讲《愚蠢的智慧》的主题。他曾询问六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获奖的研究最初是被鼓励还是被视为愚蠢？其中五位明确属于后者。

从高中时因成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而踏入电气工程，到在麻省理工学院接触到香农的论文，将信息论与密码学联结；从与NSA的漫长斗争，到最终荣获图灵奖——赫尔曼的学术生涯本身就是对“敢于犯错、敢于挑战权威”的最好注解。

技术伦理的再思考：一种更高尚的假设

赫尔曼教授目前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家安全再思考”。这一观点获得了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斯坦福大学名誉校长约翰·亨尼西在内的多位知名人士的认可。

他认为，核武器、基因工程等强大技术只是更深层问题的表象。“我们需要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但社会充其量不过是一群不负责任的青少年。”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不应盲目怀念“美好旧时光”——那个时代有公开绞刑、有对图灵的迫害、有更低的医疗水平。真正的进步，在于伦理的演进。

“要么人类能够做出改变而生存，要么注定毁灭。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无法改变，那就必然失败；如果我们相信可以改变，最坏也只是失败，最好则是成功。所以，为什么不选择更高尚的假设？”

1950年，孙理察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塞利纳的一个农场，在13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农活占据了他大部分童年时光，尤其是驾驶拖拉机耕地，被他形容为“非常适合思考的独处时刻”。

家庭的学术氛围悄然孕育了这颗数学种子。他的母亲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父亲总是喜欢发明创造，两位哥哥哈尔和吉姆都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为孙理察日后的学术道路埋下伏笔。

1972年，孙理察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代顿大学，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五年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莱昂·西蒙与丘成桐，开启了将改变数学格局的学术生涯。

20世纪70年代末，物理与数学的边界在孙理察的研究中逐渐模糊。1979年，他与丘成桐教授合作，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正质量定理证明。

这项成果以严格的数学推理阐明了一个深刻物理事实：任何孤立引力系统必须具有非负的总能量。这不仅为理解宇宙基本结构提供了坚实的数学支撑，也成为几何分析与数学物理交叉研究的典范。

孙理察与丘成桐的合作被公认为“几何天才与深刻物理洞见的完美融合”。这项工作源于他们对稳定极小曲面的研究，却意外地为宇宙基本定律提供了数学注脚。

开幕式上，卡洛琳·卢格教授用一场穿越三十亿年的科学叙事吸引了全场目光。

“将人体细胞核内长达10公里的DNA，塞进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空间，且不能缠绕打结——这就是真核细胞每日面临的信息管理挑战。”她指出，这与老式音乐磁带面临的物理限制相似，但生命却演化出了一套精妙的解决方案：染色质。  

她系统性地阐述了其团队自1997年解析核小体结构以来的研究脉络，并聚焦于一个更根本的进化问题：压缩DNA的组蛋白从何而来？ 为回答此问题，卡洛琳·卢格实验室将目光投向了生命世界的边缘地带——古菌、巨型病毒甚至细菌。

卡洛琳·卢格教授分享了其团队对巨型病毒（Mimivirus等）的突破性发现。这些病毒竟能编码自身的组蛋白，并形成比真核生物核小体更稳定的结构。“这并非从宿主‘偷窃’，而可能是一次独立的进化。”她展示的电镜结构对比表明，病毒组蛋白能高效压缩并保护其基因组，确保快速复制与感染。这一发现挑战了“组蛋白仅属于真核生物”的传统认知。

卡洛琳·卢格团队在古菌中发现了组蛋白的原始形态。与真核生物稳定、保守的核小体不同，古菌组蛋白能根据环境（如高温、高酸）灵活改变DNA包装方式。“组蛋白最初的功能或许是纯粹的保护性‘盔甲’，帮助古菌在极端条件下生存。而真核生物则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复杂的表观遗传调控功能。”

最令人意外的发现来自细菌。卡洛琳·卢格教授团队在约1.8万种细菌基因组中，发现了类组蛋白编码基因。她重点介绍了一种名为“噬菌螺菌”（Vampirococcus luggeri，以卡洛琳·卢格姓氏命名）的 predatory细菌。这种细菌高效表达一种仅与人类组蛋白有20%同源性的类组蛋白，能完全包裹DNA，形成独特的保护结构。“这说明DNA压缩的需求在生命树中可能普遍存在，而组蛋白的解决方案曾被多次独立演化出来。”

卡洛琳·卢格教授强调，这些看似“冷门”的研究——探索病毒、古菌和细菌中的组蛋白——正由纯粹的好奇心驱动。

“我们研究病毒为何使用组蛋白，不仅为了追溯进化史，其机制也可能为开发新型抗病毒药物或基因调控工具提供灵感。”她特别感谢论坛对基础科学价值的认可，并指出：

“研究允许失败，因为不可预测性正是发现的魅力所在。”

在一个强调应用和产出的时代，卡洛琳·卢格教授对基础科学纯粹性的捍卫，显得尤为珍贵而有力。

卡洛琳·卢格教授的科学生涯本身即是对其演讲精神的最佳诠释。她早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受导师启蒙，体验了首次纯化蛋白质的“震撼与喜悦”；博士与博士后期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她选择了当时极具挑战的核小体结构解析课题，并于1997年取得里程碑突破。移教科罗拉多大学后，她建立起世界领先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并培养了众多活跃于学界的科学家。

她的研究跨越结构、进化与疾病领域：不仅阐明了核小体组装因子FACT、染色质重塑酶SMARCAD1等关键机制，更与合作伙伴深入研究了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在DNA修复中的“单杠运动”机制，为癌症靶向药物研发提供了关键见解。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方之一，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基金会自项目启动以来便提供了关键资助，以确保大会的顺利举办和开源生态的深度拓展。基金会的资助不仅体现了对RT-Thread开源社区长期发展的支持，更是临港新片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数字底座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此类资助，基金会致力于连接产业资源，加速开源技术从代码到产品的转化，助力临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

活动中，英飞凌、瑞萨、恩智浦、意法半导体、高通、安谋科技、中国电信、LVGL、AUTOSAR、阿里巴巴达摩院玄铁、富瀚微、兆易创新、纳芯微、瑞芯微、芯必达、先楫、智元机器人、中国科学院等产业链与生态伙伴企业参与并发表演讲。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处处长李向聪致辞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建荣院士则在题为《探寻智能制造业数字底座的自主方案》演讲中指出，智能制造业数字底座自主化是产业升级核心命题。他强调打通“芯片-OS-应用”链路的价值，通过OS与AI以及工业场景深度融合，降低创新门槛，让自主技术推进千行百业的发展，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数字底座。